孔子相信性相近，习相远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要透过德礼教化，才能可使民有耻且格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

这是对大陆新儒家严重的误导之一，也使不少知识分子自认为只要我们中国发展起来就能雄居全球第一，我们的责任就是领导世界。国家只要发展状态良好，那么国家的认同问题就可以缓解。

在我看来，儒学可以说是在三大脉络里面发展最完整的，气势最宏大，在理论上贡献也最值得关注的，因为只有他们现在拿得出像样的作品。明清之际士大夫对传统的反思是在传统当中批判，所谓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，已经触及到权力的分享问题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，非一姓之天下。问：儒学在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出场，儒学要通三统，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叙述的一部分。所以，王阳明主张，读书人一下回归本心，放弃朱熹这一套按部就班的政治秩序设计。道统是儒家阐述最多的——现代新儒学其实在港台新儒学和大陆新儒学之间竞争道统。

中国今天所缺的理论其实不是政治理论，而是社会理论。他们发现，再想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问题，此路不通。以仁之理，合于人之身而言之，乃所谓道者也。

白鹿原上的人们大都是在书院接受朱先生的言传身教，学习文化知识，学会做人做事。正因为此，不但在大传统中，而且也在小传统中，儒学都占据统领地位。李泽厚认为儒学可以分成表层、深层两层结构：所谓儒学的表层结构，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、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、典章制度、伦理纲常、生活秩序、意识形态等等。他们成为张载的弟子，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，使关学与二程洛学、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，后来与周敦颐的濂学，程颢、程颐的洛学，以及朱熹的闽学齐名，成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，被后世并称为濂洛关闽。

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，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，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。《白鹿原》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，白嘉轩、朱先生、鹿子霖、黑娃、白孝文、田小娥、鹿兆海、鹿三……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。

他们一起劳动的场景，那么默契、那么和谐，宛然一幅动人的田园画。起源于北宋的《蓝田吕氏乡约》是关学学人学贵力行, 躬行礼教的杰作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由于儒学对待人生、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，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，重实用轻思辨，重人事轻鬼神，善于协调群体，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，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，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，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－心理结构。

孟子以仁义为本，进行人禽之辨和义利之辨。这就以人的道德性彰显了人在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特殊地位。如果光讲德治与法治结合，没有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是不行的。摘要：白鹿原的文化意蕴包含白鹿意象以及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人们的传统、习俗、心理、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。

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，但真正的目的是，穿越社会，深入腠理，紧紧抓住富于文化意蕴的人格，洞观民族心理的秘密。他刚正不阿，在各方势力面前，不卑不亢，洁身自好，保持了君子本色。

白嘉轩在朱先生学为好人的思想影响下，自觉忠实地践行仁义，以仁义为人生的圭臬、做人的标准。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家训，把这四个大字镌刻在他家的门楼上，两根眀柱上还写有耕读传家久，经书济世长的对联，便是最好诠释。

所以，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、骨干，主要在它已化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状态。白嘉轩的仁义行为是孔子唯仁者能好人,能恶人(《论语·里仁》)的体现,关学鼻祖张载也有发挥到：中心安仁，无欲而好仁，无畏而恶不仁，徒善未必尽义,徒是未必尽仁;好仁而恶不仁,然后尽仁义之道。他忧国忧民，亲套犁铧禁烟，只身劝退方巡抚，危难之际投笔从戎，尽显英雄豪气。所以，白鹿原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为《白鹿原》打上了厚厚的底色，这既是自然环境的底色，更是人文环境的底色，还是精神家园的底色。这里又是陈忠实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，其作品必然性地溶入了这片土地上方方面面的文化滋养。眼瞎了，却显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。

汉文帝灞陵位于塬上，故亦称灞陵原。他秉承传统儒家教书育人，教化社会，化民成俗，他以仁义为宗旨制订了《乡约》，指导仁义白鹿村的建设。

陈忠实是在1985年写中篇小说《蓝袍先生》的过程中萌生写《白鹿原》的艺术冲动的,整部作品的构思和结构完成于1987年,从1988年开始正式写作,至1992年春天成稿。关学是产生于周秦故地的一脉儒家学派，一般把它划为理学之中。

挣了人家生的，吃了人家热的，不好好给人家干活，那人家雇你干什么？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，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？这样，财东想要雇一个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。《白鹿原》建构在白鹿原的地理坐标上，历史与现实、真实与想象、思想与情感等等交织融汇，为当代中国人创造了一个精神家园，其核心价值源于儒家文化。

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，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 ，所以一直在民间社会被普通百姓向往着。明朝时，关中学人辈出，在这前后三百多年间，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，当时著名大儒王阳明曾感叹说：关中自古多豪杰，其忠信沉毅之质，明达英伟之器，四方之士，吾见亦多矣，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。这一举动震动乡原，感动县长,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,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。张载之后，关中金元时期有杨涣的户县之学，杨天德，杨恭懿，杨寅子孙三代的高陵之学，但影响有限。

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，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。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，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太多了。

《白鹿原》中的大儒朱先生就是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的，是在牛兆濂生平事迹基础上的艺术创造。1893年赴三原拜贺复斋（瑞麟）为师，言：慈亲之命，但愿濂学为好人，他非所望焉。

贺以先生孝义诚恳，收为门下。《吕氏乡约》是吕氏兄弟——吕大防、吕大忠、吕大钧、吕大临制订，吕大钧亲撰的。

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，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——权利系统。牛兆濂作为关学最后一位大儒，信奉程朱理学，精周易，善推理，能预见，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牛才子。明代王守仁曾做《南赣乡约》，对《吕氏乡约》的内容和形式又有所发展。儒家文化以人为本，以仁为核心价值观，集中体现为做人二字。

他与鹿三是主人与长工的关系，他却以仁义为怀，对鹿三情同手足，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怀的生动写照。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，它的人伦精神，思维方式，生活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，均可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。

第二章描写他到南方后，同仁们不提讲学之事，游山玩水，吃酒戏谑，甚至寻花问柳，弄得他大发雷霆：为人师表，传道授业解感。他们认为乡贤不应独善其身，而应推己及人，以敦化乡风乡俗，制订规约来在乡里推行教化，目的是劝民为善，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。

先生的一生，布衣自足，不慕荣利，以耿介廉洁自守，具冰雪之操，追求着一种淡泊明志的隐居生活。作为白鹿原上最神奇的传说，白鹿被广泛的传播，给原上的人们带来希望和憧憬，是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吉祥、幸福的象征，是白鹿原的精魂所在。